刘再复：钱锺书先生纪事

　　刘再复：钱锺书先生纪事

　　钱锺书先生曾对我说：“我们的头发，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。”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，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，身心真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。

　　钱锺书先生去世已经十年。这十年里，我常常缅怀着，也常与朋友讲述他对我的关怀，可是一直没有着笔写下纪念他的文字，仅在1999年4月间写了一篇千字短文，题为《钱锺书先生的嘱托》。写作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，所以我在短文中首先说明了我沉默与难以沉默的理由，这也是我今天写作时需要说明的，因此，姑且把短文的前半节抄录于下：

　　尽管我和钱锺书先生有不少交往，但他去世之后，我还是尽可能避免说话。我知道钱先生的脾气。在《围城》中他就说过：“文人最喜欢有人死，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。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，文人会向一年，几年，几十年，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。”钱先生的逝世，也难免落入让人生发的悲剧。不过，人生本就是一幕无可逃遁的悲剧，死后再充当一回悲剧角色也没关系。我今天并非做悼念文章，而是要完成钱锺书先生生前让我告诉学术文化界年轻朋友的一句话。

　　这句话他对我说过多次，还在信中郑重地写过一次。第一次是在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不久，我受所里年轻朋友的委托，请求他和所里的研究生见一次面，但他谢绝了，不过，他让我有机会应告诉年轻朋友，万万不要迷信任何人，最要紧的是自己下功夫做好研究，不要追求不实之名。1987年，我到广东养病，他又来信嘱托我：

　　请对年轻人说：钱某名不副实，万万不要迷信。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。不实之名，就像不义之财，会招来恶根的。（1987年4月2日）作为中国卓越学者的钱先生说自己“名不副实”，自然是谦虚，而说“万万不要迷信”包括对他的迷信则是真诚的告诫。迷信，不管是迷信什么人，都是一种陷阱，一种走向蒙昧的起始。钱先生生前不迷信任何权威，所以他走向高峰，死后他也不让别人迷信他，因为他期待着新的峰峦。在不要迷信的告诫之后是不是虚名的更重要的告诫，我今天不能不郑重地转达给故国的年轻朋友。

　　钱锺书先生的好友、我的老师郑朝宗先生在1986年1月6日给我的信中说：“《围城》是愤世嫉俗之作，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。”确乎如此，但钱先生在《围城》中所批评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，却也反映他内心的一种真实：不喜欢他人议论他、评论他，包括赞扬他的文章。钱先生对我极好、极信赖（下文再细说），唯独有一次生气了。那是1987年文化部艺术出版社，出于好意要办《钱锺书研究》的刊物。出版社委托一位朋友来找我，让我也充当一名编委，我看到名单上有郑朝宗、舒展等（别的我忘记了），就立即答应。没想到，过了些时候，我接到钱先生的电话，说有急事，让我马上到他家。他还特地让他的专车司机葛殿卿来载我。一到他家，看到他的气色，就知道不妙。他一让我坐下就开门见山地批评我：“你也当什么《钱锺书研究》的编委？你也瞎掺和？没有这个刊物，我还能坐得住，这个刊物一办，我就不得安生了。”他一说我就明白了。尽管我为刊物辩护，证之“好意”，他还是不容分辩地说：“赶快把名字拿下来。”我自然遵命，表示以后会慎重。第二年我回福建探亲，路经厦门时特别去拜访郑朝宗老师，见面时，他告诉我，钱先生也写信批评他。郑老师笑着对我说：“这回他着实生� �了。不过，他对我们两个都极好，你永远不要离开这个巨人。”最后这句话郑老师对我说过多次，还特别在信中写过一次。1986年我担任研究所所长后，他在给我的信上说：

　　你现身荷重任，大展宏才，去年在《读书》第一、二期上发表的文章气魄很大，可见追步之速。但你仍须继续争取钱默存先生的帮助。钱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师友，不仅才学盖世，人品之高亦为以大师自居者所望尘莫及，能得他的赏识与支持实为莫大幸福。他未曾轻许别人，因此有些人认为他尖刻。但他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。我与他交游数十年，从他身上得到温暖最多。1957年我堕入泥潭，他对我一无怀疑，六○年摘帽后来信并寄诗安慰我者也以他为最早。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，《围城》是愤世嫉俗之作，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。你应该紧紧抓住这个巨人，时时向他求教。

　　钱先生一去世，香港的《信报》就约请我写悼念文章。他们知道我与钱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。但我没有答应。钱先生去世十年了，我还是没有写。没有提笔的原因，除了深知钱先生不喜悼文、不喜他人臧否的心性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是要写出真实的钱锺书实非易事，尤其是我理解的钱先生，真是太奇特。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尤其是文化巨人，更是丰富复杂，具有多方面的脾气。我接触交往的人很多，但没有见到一个像钱先生这样清醒地看人看世界。他对身处的环境、身处的社会并不信任，显然觉得人世太险恶（这可能是钱先生最真实的内心）。因为把社会看得太险恶，所以就太多防范。他对我说：“我们的头发，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。”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，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，身心真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。我完全不能接受这句话，因为我是一个不设防的人，一个对“紧绷阶级斗争一根弦”的理念极为反感的人。但是这句话出自我敬仰的钱先生之口，我不能不震撼。后来证明，我不听钱先生的提醒，确实一再被魔鬼抓住。口无遮拦，该说就说，结果老是被批判，直到今天也难幸免。出国之后，年年都想起钱先生这句话，但秉性难改，总是相信世上只有人，没有魔鬼。

　　不过，出国之外，我悟出“头发一根也不能给魔鬼抓住”，正是理解钱先生世界的一把钥匙。他不喜欢见人，不喜欢社交，不参加任何会议，他是政协委员，但一天也没有参加过政协会。我们研究所有八个全国政协委员，唯有他是绝对不到会的委员。他是作家协会的理事，但他从未参加过作协召开的会议也不把作协当一回事。有许多研究学会要聘请他担任顾问、委员等，他一概拒绝。不介入俗事，不进入俗流，除了洁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，便是他对“魔鬼”的警惕。文化大革命刚开始，有人要陷害他，贴出一张大字报，揭发“钱锺书有一次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本毛选，竟说：拿走，拿走，别弄脏我的书桌”。钱先生立即贴出一张大字报郑重澄清：“我绝对没有说过这句丧心病狂的话。”在当时极端险恶的“革命形势”下，如果钱先生不及时用最明确的语言澄清事实，给魔鬼一击，将会发生怎样的灾难呢？

　　只有了解钱先生的防范之心，才能了解他的代表作《管锥编》为什么选择这种文体，为什么像构筑堡垒似的建构他的学术堂奥。既然社会这等险恶，就必须生活在堡垒之中。鲁迅就因深明人世的险恶，所以其文也如“壕堑”，自称其行为乃是“壕堑战”，不做许褚那种“赤膊上阵”的蠢事。我读《管锥编》，就知 道这是在进入堡垒、进入壕堑、深入深渊，要慢慢读，慢慢品，慢慢悟。书中绝不仅仅是如山如海的知识之库，而且还有如日如月的心灵光芒。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大荒唐，他不能直说，但书中“口戕口”的汇集与曲说，则让你更深地了解人性之恶从来如此。而对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阐释，一读便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表现确实集狮子之凶猛、狐狸之狡猾、毒蛇之阴毒、家狗之卑贱等万物的特性。倘若再读下“几”、“鬼国”等辞的疏解，更会进入中国哲学关于“度”、关于临界点的深邃思索。有人说，《管锥编》是知识的堆积，将来计算机可替代，这完全是无稽之谈。计算机可集中概念，但绝不可能有像钱先生在汇集中外概念知识的同时，通过组合和击中要害的评点而让思想光芒直逼社会现实与世道人心。有人贬抑说《管锥编》是散钱失串，这也不是真知明鉴。不错，从微观上看，会觉得《管锥编》的每一章节，都没有一个时文必具的那种思想主题，那种进入问题讨论问题的逻辑链条（串），但是，《管锥编》却有一个贯穿整部巨着的大链条，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内在大动脉。

　　钱先生的防范与警惕，表现在学术上，也表现在工作上。他当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，只管一点外事。说是“一点”，是指他并非真管院里的全部外事。真管的还是赵复三和李慎之这两位副院长。但有些外国学者，特别是文学研究方面的学者，特别要求见他的，或者院部领导人认为他必须出面的，他才不得不见。我担任所长后，文学方面的来客真不少。有几次院部拟定钱先生必须出面，他应允后竟对外事局说：你们不要派人来，再复来就可以了，他不会英文，我可以当翻译。说到做到，他真的不让院里所里的外事人员陪同，由我两个单独会见。钱先生不让别人参加，就是有所提防。对于我，他则绝对放心，我多次有幸听到他在外宾面前畅所欲言。他批评丁玲是“毛泽东主义者”，被打成右派，吃了那么多苦头之后还是依然故我。说完哈哈大笑。他又表扬魏明伦嘲讽姚雪垠的文言杂文（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）写得好，说当代作家能写出这样的文言文不容易。畅开心胸的钱先生真可爱，拆除堡垒的钱先生，其言笑真让人闻之难忘。

　　因为钱先生的这种个性，因此常被误解为尖刻的冷人。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一位比我年轻的学子，有一次竟告诉我一条“信息”，说他的博士导师（在古代文学研究界甚有名声）这样评论：刘再复彻头彻尾、彻里彻外都是热的，而钱锺书则彻头彻尾、彻里彻外都是冷的。我听了此话，顿时冒出冷汗，并说一声“你们对钱先生误解了”。有此误解的，不仅是文学所。

　　然而，我要说，钱先生是个外冷内热的人。郑朝宗老师说“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”，绝非妄言。对钱先生的评说各种各样，但我相信自己所亲身体验的才是最可靠。

　　我和钱先生、杨绛先生真正能坐在一起或站在一起说话的是在1973年社会科学院从五七干校搬回北京之后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。那时我住在社会科学院的单身汉宿舍楼（八号楼），钱先生夫妇则住在与这座楼平行并排（只隔十几米远）的文学所图书馆楼。因为是邻居的方便，我竟多次冒昧地闯到他的居室去看他。他们不仅不感到突然，而且要我坐下来和他们说话，那种和蔼可亲，一下子就让我感到温暖。“四人帮”垮台之后，社会空气和人的心情变好了，我们这些住在学部大院里的人，傍晚总是沿街散步，于是我常常� ��到钱先生和杨先生，一见面，总是停下来和我说阵话。那时我日以继夜写批判“四人帮”的文章，写得很有点名气。见面时我们更有话可说。1979年我调入文学所，又写学术论着，又写散文诗。1984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决定出我的散文诗集（《洁白的灯心草》），我就想请钱先生写书名。因此就写了一封短信并附上在天津百花文艺社出版的《太阳·土地·人》散文诗集寄到三里河南沙沟钱先生的寓所。没想到，过了三天就接到他的回信和题签。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信。信的全文如下：

　　再复同志：

　　来书敬悉。尊集重翻一过，如“他乡遇故知”，醰醰有味。恶书题签，深恐佛头着秽，然不敢违命，写就如别纸呈裁。匆布即颂日祺

　　钱锺书上二十日

　　收到信与题签后我光是高兴，把他的“墨宝”寄出后，又进入《性格组合论》的写作，竟忘了告诉钱先生一声。而钱先生却挂念着，又来一信问：“前遵命为大集题署送上，想应毕览。”我才匆匆回了电话，连说抱歉。而他却笑着说：“收到就好。”香港把书推出之后，我立即给他和杨先生送上一本，他又立即响应，写了一信给我：

　　再复同志：

　　赐散文诗集款式精致，不负足下文笔之美感尧尧，当与内人共咀味之，先此道谢。拙着谈艺录新本上市将呈雅教而结墨缘，即颂日祺

　　钱锺书杨绛同候

　　对于我的一本小诗集，钱先生竟如此爱护，如此扶持，一点也不敷衍。那时我除了感激之外，心里想到：中国文化讲一个“诚”字，钱先生对一个年轻学子这么真诚，中国文化的精髓不仅在他的书里，也在他的身上。生活的细节最能真实地呈现一个人的真品格，为我题签书名一事，就足以让人感到钱先生是何等温厚。

　　更让我感激的是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，他对我的学术探讨和行政工作都给了充满温馨的支持。文学所有二百六十个编制，连同退休的研究人员和干部，大约三百人左右。那时我还算年轻，毫无行政工作准备。而且我提出的《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》、“论文学主体性”、“思维方法变革”等理念又面临着挑战。尽管自己的心灵状态还好，但毕竟困难重重。在所有的老先生中（全所有俞平伯、吴世昌、孙楷第、唐弢、蔡仪、余冠英等十几位着名老学者，其中有八位全国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），钱先生最理解我，也最切实地帮助我。他数十年一再逃避各种会议，但是我召开的三次最重要的会议，请他参加，他都答应。

　　第一次是1986年1月21日，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、诞辰八十五周年的会议。这是我担任所长后做的第一件重要事，而且牵扯到众所周知的毛泽东亲自发动的《红楼梦》研究的是非问题。我在所长的就职演说中声明一定要贯彻“学术自由、学术尊严”的方针，而俞平伯先生的《红楼梦研究》有成就，有贡献，尽管被认为是“唯心论”和“烦琐考证”，但也是学术问题，也应当还给俞先生以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。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钱先生时，他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说：“你做得对，我一定出席你的会。”这次会议开得很隆重，除了所内人员之外还邀请了文学界的许多着名作家学人参加，与会者四百多人，成了文化界一件盛事。钱先生不仅准时到会，而且和俞先生、胡绳及我一起坐在主席台上。散会时可谓“群情兴奋”，大家围着向俞先生道贺，照相，我也被来宾和其他与会者围着，没想到钱先生也竟然挤� ��来，在我耳边兴奋地说：“会开得很好，你做得太对了!”我连忙说：“谢谢钱先生来参加会。”有了钱先生的支持，我心里更踏实了。这毕竟是件触及敏感学案的大事。开会的前三天，胡绳紧急找我到办公室，我一进门他就生气地指着我：“再复同志，你就是自由主义，开俞平伯的会，这么大的事，通知都发出去了，我刚收到通知。连个请示报告都不写。你忘了毛主席的批示了吗？怎么办？”我知道一写报告会就开不成，但不敢直说，只跟着说了“怎么办？”三个字。胡绳说，怎么办？我替你写一个报告给中宣部就是了。听到这句话我高兴得连声说“胡绳同志你真好”，并仗着年轻和老朋友的关系硬是对他说：“这个会，您一定要参加，还要讲个话。”他没有答话，等我告辞走到门边，他叫住我，说了一句：我会参加会的。

　　尽管我“自由主义”，但没有把胡绳的半批评半支持的态度告诉任何人，也没有告诉钱先生。钱先生那种由衷高兴的态度，完全出自他的内心。这种态度不仅有对我的支持，也有对俞先生真诚的支持。钱先生内心何等明白又何等有情呵。

　　除了俞先生的会，钱先生还参加了我主持的“新时期文学十年”讨论会和“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”学术讨论会。两个会规模都很大，尤其是第一个会，与会者一百多人，列席旁观者很多，仅记者就有九十人。好几位记者和外地学者问我哪一个是钱锺书先生，有一位记者错把张光年当作钱先生，要我和这位“钱先生”照个相，我赶紧去把真钱先生找来，然后三个人一起照了个相。我知道钱先生最烦被记者纠缠及照相之类这些俗事，但为了支持我还是忍受着煎熬。后一个会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召开的，但筹备工作由文学所做，因此我请钱先生致欢迎辞，由我作主题报告。我还请钱先生帮我们审定邀请外国学者的名单，他答应之后，所科研处开列了一份二十个人的名单。没想到，他在每个人的名字下都写一两句很有趣的评语，例如“此人汉语讲得不错，但很会钻营，有人称他为尖尖钻”。对于海外汉学家，钱先生多数看不上，评语都不太好。读了这份评语，我立即请科研处保管好，不要外传。当时管外事的副所长马良春拿着名单和评语，惊讶不已，我开玩笑说：“钱先生真把海外许多汉学家视为纸老虎。”在北京二十多年，通过这个会，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钱先生致欢迎辞。致辞的前两天，他把讲稿寄给我让我“斟酌”一下，我哪敢“斟酌”，只是立即一份放入自己的活页夹里。

　　更让我感动的是钱先生不仅在行政工作上支持我，而且在学术探索上支持我。我的本性是对文学对思想的酷爱，无论自己的地位发生什么变化，头顶什么桂冠，我都牢记自己的本分，不忘把生命投入学问。因此，虽然担任所长，但还是把心放在着书立说上，而且尽可能“利用职权”推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。钱先生理解我。他比我更了解人情世故，更知道路途坎坷，因此，总是为我担心。1985年拙着《性格组合论》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，引起了“轰动效应”，连印六版三十多万册。热潮之中，我的头脑也很热。但钱先生很清醒冷静。见到第六版，他对我说，要适可而止，显学很容易变成俗学。听了这句话，我立即写信给责任编辑郝明鉴兄，请求不要再印。《论文学主体性》发表之后，更是“轰动”，不仅引发了一场大讨论，而且引发《红旗》杂志的政治性批判，特别� �由姚雪垠先生出面批判。姚先生宣称自己是用“马克思主义大炮”来炮轰我。我对《文汇月刊》记者刘绪源作了访谈之后他更生气，说要到法院告我。那时钱先生真为我着急，很关注此事。有一天，四川的戏剧家魏明伦先生在《人民日报》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嘲弄姚雪垠的短章，他看到之后竟高兴得打电话给我，问我看到没有，说魏的文言文写得好，当代很少人能写出这样的文体。还有一天，他让我立即到三里河（他的家），说有事相告。我一到那里，他就说，刚才乔木（指胡乔木）到这里，认真地说，刘再复的《性格组合论》是符合辩证法的，肯定站得住脚。文学主体性也值得探索，他支持你的探索。钱先生显得很高兴。其实在几天前，就在八宝山殡仪馆（追思吴世昌先生的日子），胡乔木已亲自对我说了这些话，但钱先生不知道。看到钱先生对我这样牵挂，我暗自感叹，困惑胜过高兴：这样一篇学术文章竟让钱先生这样操心。不过，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钱先生的温厚之心，在困惑中感到人间仍有温暖与光明。那一天，他留我在他家吃了饭，然后就主体性的争论，他谈了两点至今我没有忘却的看法。第一，他说，“代沟”是存在的，一代人与一代人的理念很难完全一样。言下之意是要我不必太在意，应让老一代人去表述。第二，他说，“批评你的人，有的只是嫉妒，他们的‘主义’，不过是下边遮羞的树叶子。”听到第二点，我想起了《围城》的话：“这一张文凭，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树叶的功用，可以遮羞包丑；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、寡陋、愚笨都掩盖起来。”这第二点是犀利，而第一点是宽容。我将牢记第一点，尽可能去理解老一辈学人的理念，不负钱先生的教诲。

　　不了解钱先生的人，以为他只重学术求证，不重思想探索，其实不然。钱先生当然是一等学问家，不是思想家，但他对思想探索的价值和艰辛却极为清楚也极为尊重。他两次劝我要研究近代文学史中的理念变动，对近代史中严复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王国维这一思想脉络也很敬重。如果不是亲身体验，我亦远不会知道他的内心深处具有思想探索的热情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作为一个弄潮儿，一个探索者，没想到给予我最大支持力量的是钱锺书先生，尤其是在比我高一辈两辈的人，规劝者有之，嘲讽者有之，批判者有之，讨伐者有之，明里暗里给我施加压力者有之。轻则说说笑笑而已，重则诉诸文字。可是钱先生却毫无保留地支持我，既支持我性格悖论的探索，也支持我主体论的探索；既支持我传统转化的探索，也支持我变革方法论的探索，支持中既有智慧，又有情感。就以“方法论变革”一事而言，我被攻击非难得最多。但钱先生也支持，只是提醒我：“你那篇《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》是好的，但不要让你的学生弄得走样了。”听到这句话时，我一时反应不过来，竟书生气地回答说：“我没有学生”，是后来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当时我的提倡方法论变革，包括方法更新、语言更新（不惜引入自然科学界使用的概念）、视角更新（哲学视角与哲学基点）、文体更新等，因此方法更新也可称作文体革命。1988年秋季，中央主持宣传文教的领导人决定举行一次全国性的社会科学、人文科学的征文评奖活动，其意旨是要改变历来社会科学、人文科学总是处于被批评的地位，由国家出面表彰其优秀成果。这一思路当然很好。因为全国各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及大学都要参加竞赛，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者也重视此 事，他们觉得院内的几个大所都应当竞得最高奖（一等奖），因此，汝信（副院长，也管文学所）打电话给我，说院部研究过了，文学所要重视此事，你自己一定要写一篇。没想到，这之后的第二天，马良春又告诉我：钱先生来电话说要你亲自动手写一篇。有钱先生的敦促，我就不能不写了。大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，我写出了《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》一文，并获得一等奖。全国参加征文的有一千多篇论文，二十二篇得一等奖，文学方面有两篇。文学所总算把脸面撑了一下。获奖后最高兴的事并不是参加了领导人的颁奖仪式，领了五千块奖金和奖状（颁奖者是胡启立、芮杏文、胡绳等五人），而是出乎意料之外，钱先生给我一封贺(www.lz13.cn)信，信上说：

　　理论文章荣获嘉奖，具证有目共赏，特此奉贺。

　　钱先生写贺信，是件不寻常的事，而“有目共赏”四个字，更是难得。有朋友说，这四个字，一字千钧。固然，这可让我产生向真理迈进的千钧力量，但是，我明白，这是溢美之辞，钱先生对同辈、长辈，尤其是对国外名人学者，要求很严，近乎于“苛”，而对后辈学子则很宽厚，其鼓励的话只可当作鼓励，切不可以为真的所有的眼睛都在欣赏你。

　　2008年秋天于美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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