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贤亮：我失去了我的报晓鸡

　　张贤亮：我失去了我的报晓鸡

　　“五一黄金周”期间，中央电视台《新闻联播》播出上海许多“老建筑”在节假日免费向市民开放。电视画面上那些“老建筑”前排起长队，游人络绎不绝；报道说市民们兴趣盎然，纷纷表示希望今后延长免费参观时间，而物业管理者又出面说明，为了营业需要，很抱歉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云云。而我实在对这些兴趣不大，即使那些是我儿时经常出入的地方，有可缅怀的往事。今天进出那些“老建筑”居然要买票，是我儿时绝对想不到的。每当我在西北黄土高原回忆儿时的上海，只是一首歌曲，歌词的开始竟是“粪车”！

　　就是这“粪车”令我惊讶，印象之深，至今念念不忘。我六岁以前，已经在重庆乡下受过两年私塾教育，启蒙就开讲《左传》的《郑伯克段于鄢》。那是《古文观止》的第一篇。牙牙学语、结结巴巴地念着“之乎也者矣焉哉”，读其音而不知其义。囫囵吞了一半，到了上学的年龄，母亲将我送进正规小学。一年级的课文是“来来来，大家都来上学堂”之类，从头到尾所有的字我早已认得了。看见同学们摇头晃脑如鲁迅先生描写的“放开喉咙”“人声鼎沸”地念我认得的字，颇有一种优越感，于是就找课外书来读。家中除箧藏的线装书，还有很多“闲书”，都是大人随手买的小说诗集。那些闲书启发了我幼稚的想象力，让我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。茨威格笔下赌徒苍白而纤长的手指，常在我眼前神经质地颤动；我也能听见《战争与和平》中小姐们的裙裾作响；我记得那时就看过今天仍很畅销的《飘》，还有一本现在再也找不着的题为《琥珀》的英国小说，“非典”时期我曾想起它，那里面有十七世纪欧洲闹“黑死病”的可怕场面；当然还有基督山伯爵的快意恩仇和三剑客的潇洒。书里的字虽是印在薄薄的劣质黄草纸上，纸面凹凸不平，出扎手的稻草秸杆，但一个一个字似乎都经过了过滤，没有一丝污秽，字字遗世独立，洁净挺拔。那种字堆砌成的人物，你不可能想象跟你一样也会吃喝拉撒的。而到了上海，听到了这首歌曲，一下子把文学拉到我身边，或说是开拓了我的文学视野：“粪车”居然可以入诗，并且在歌中让人感到那么活泼有趣而且亲切。这首歌的曲调我还能哼得出来。它是这样唱的：

　　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“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”，妙不可言！我们举家“逃难”到重庆后，日本人还不放过“大后方”，天天有飞机来轰炸，那时叫做“躲警报”，全家又搬到重庆南岸的乡下。现在，重庆南岸已是一片繁华，尤其在夜晚，灯红酒绿，临江倒影，有“小香港”之称。

　　而在抗日战争时期，那里却是典型的村野风光，小学校也没有，所以我才上了私塾。重庆乡下一年四季都有绿色的植被覆盖，这个季节在这里，另个季节在那里，变换腾挪，多姿多彩。绿的庄稼菜蔬清新可人，褐色的泥土给人一种扎实的温暖。傍晚和清晨，炊烟四起，皂荚树结的皂荚，重庆人叫它“皂角”，当肥皂用来洗涤衣裳。那必须在一溪清流旁边，把灰黑色的皂角涂抹在衣裳上，拿根木棒将衣裳翻过来掉过去反复捶打，污垢便随水而去了。“秋夜捣衣声，飞度长门城”；“今夕秦天一雁来，梧桐坠叶捣衣催”，古人吟咏的“捣衣”，便是这种场景。杜甫也有“万户捣衣声”的诗句，但那� ��体的行动声势太浩大，应该是一个女子在一流小溪边“捣衣”，回荡于两岸之间呼呼的捣衣声，才有孤寂悠远的意境。除了“捣衣声”，乡间还有的就是鸡鸣了。“未晚先投宿，鸡鸣早看天”是脍炙人口的楹联，更有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”及“鸡鸣戒旦”的雄豪。不论“风雨如晦”或是晴朗无云，在东方破晓之前，报晓鸡总会像现在的闹钟一样定时啼叫起来。报晓鸡是农家不可或缺的宠物，它就是家庭的发号施令者。不论家贫家富，各家的报晓鸡一律戴着彤红的高冠，披着绚丽斑斓的羽毛昂首阔步，每时每刻巡视它的领地，俨然是一家之主。在没有被《半夜鸡叫》这篇课文污染之前，报晓鸡在我心目中总是神圣庄严的。上小学后，因为路远必须早起，每天清晨都是它们将我从睡梦中唤醒。高亢的鸡鸣或近或远，或长或短，此起彼伏地四处响起。可以想象到它们伸长脖子，高昂着头，竭尽全力尽职尽责的英姿。我会赖在床上聆听它们的啼声，仿佛是梦的延续。自古以来，捣衣声和报晓鸡便是“户”与“家”的象征，是远行游子中的骚人墨客思乡的承载与寄托。听见这种声音，人便会荡气回肠，想蜕变成蛹蜷缩在里面。乡音不止是指人们的口语方言与曲调，还应包括故乡的一切声音才对。有捣衣声，有报晓鸡，有鸣禽及狗吠，有牛们的哞哞，有羊们的咩咩，有微风吹过豆棚瓜架，等等等等。

　　但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，所有的乡音在耳边全消失了。我家的老宅因日本人糟踏需要修缮，一度我寄住在亲戚家的弄堂房子，充分体会到“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”的贴切。每天清晨，“粪车”便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，进驻每条弄堂。不只整部车子从轮到顶都咯吱作响，并且还要喊。那也是命令式的，号召各家各户把马桶拎出来。其实，乡间的捣衣声有的还是比较沉闷的，在溪水的潺潺声中流露出捣衣人的哀愁和困顿，闻之令人同情。而倒马桶及刷马桶的声响是一种职业性的操作，竹篾在马桶里的涮刷与拍击，既清脆又响亮，娴熟的手法如行云流水一般。加上不论贫富贵贱都要听其指挥，闻之令人肃然起敬。然后，城市才敢于鼓噪，各种噪声好似听见粪车的发令腾空而起。“前门叫卖菜，后门叫卖米”，这个句子浓缩了市井的一切喧嚣；“卖菜”“卖米”是所有市场交易的起点，世界各大股票市场的股票包括纳斯达克股和概念股都要以此为基准。而从皇帝大臣国家首脑到流氓乞丐无家可归者都要吃饭，要吃饭就会拉屎撒尿；有人卖米卖菜就必须有人来处理饭菜转化的排泄物。这是城市之所以存在的理由，更是一个城市最基本的条件。

　　那时，只有这些“老建筑”里有我们现在所说的“卫生间”，有抽水马桶和浴缸，上海人叫“冲浴盆”或“汰浴缸”，还有“司门汀”即暖气。若干年后，我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参观了他们的城市史展览，才知道这两个我们今天看来是现代都市典范的城市，在二十世纪前期竟然不比当时的上海进步，或许还稍稍落后一点点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斯德哥尔摩市民还养猪，整座城市就像我们今天的“城乡结合部”；巴黎则是直到二战结束后，“卫生间”才开始普及，二战前普通巴黎人也是要上公厕的。这有雷马克的《凯旋门》为证，拉维克医生住的是“国际饭店”，卫生间却要自己掏钱装备。再远些时就更不用说了，着名的凡尔赛宫里压根儿没有厕所。只有国王的起居室旁有个小间，当厕所 用。排泄物掉在下面的一堆羽毛上，羽毛便会轻轻飘浮起将国王尊贵的粪便盖住。至于王公贵妇们，可以随意在花园里大小便，所以凡尔赛宫中的花木修剪的都高于人的腰部，到处都可作为人们下半部的屏障。

　　周游了西方列国，我才知道西方人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跑到上海，并不完全像我们早先被教导的那样是专门抢夺、专门剥削来的。当然，“剥削”还是会“剥削”的，但同时他们也把他们国家当时最文明的东西移植了过来。上海是他们的新天地，虽被称为“冒险家的乐园”，毕竟还是“乐园”。他们在上海搞的东西包括建筑在内，全部是他们国家当时的尖端，在他们本国也算是精品。不会因为这仅仅是块具有不确定的临时性的殖民地而胡乱凑合，弄些“假冒伪劣”来搞“豆腐渣工程”。因此，上海才能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成为“远东第一大都市”。

　　我说这句歌词贴切精确，就在于尽管当年上海市一边有高楼大厦，有现在被称为“老建筑”的西方国家的各式各样的洋房，有电灯电话和有轨电车四处乱跑，外表非常现代化，但骨子里并没有真正转型，还需人力粪车来处理粪便，原始的粪车还承担着城市非常重要的职能。而各家各户拎回马桶，即使主人穿的是西服旗袍，油头粉面，香风四溢，都必须在一天之内忍受自己及家人的排泄物薰莸，如《左传》中说的，“一薰一莸，十年尚犹有臭”也。

　　想呼吸一口清新空气，对不起，得等第二天的头班粪车。亏这位作者想得出来，他一定有不受时空转换而迷惘的高屋建瓴的视野，才能找到这种独特的视角，一下子把握住上海的城市特点。而且，这位可敬的作词家肯定也是刚从农村踏入城市的，“农转非”不久，不然，他决不会把报晓鸡与粪车联系在一起，比喻如此生动准确。

　　报晓鸡和报晓鸡的替代物“粪车”，在很多年中也是我思念往事的寄托和承载。离开上海，再没有听到过粪车的声响了。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“移民”到黄河岸边务农以后，又能听见久违了的报晓鸡鸣啼。特别是在我中了“阳谋”被劳改期间，劳改队周围农村的家鸡们不用“周扒皮”去捣，早于劳改队长的哨声就嘶叫起来，那真是“声如裂帛”，清厉而严峻。戴帽发配，荒村野屋，晨鸡早啼，霜冻气冽，冷炕孤灯，披被而起，茫然四顾，褴褛萧条，惶惶然不知今夕何夕，今日何日，重庆上海，捣衣粪车，如烟岁月，恍同隔世，常常不禁涌起彻骨的凄怆感。

　　现在，粪车绝迹了，“老建筑”却吃香了，这个世界真像上海人说的会“捣浆糊”。我到上海再听不见粪车的报晓，每次都怅然若失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平反后第一次回上海时，曾到我家老宅去“寻根”。本来也应算是“老建筑”的法式洋房，早被改造成一所小学，花园成了水泥操场，建筑物从里到外都“灵魂深处闹革命”了，不但面目全非，并且显出一股失于维修打理的破败之象，后来到上海我再也不堪回首。上海朋友曾邀请我去一些“老建筑”吃饭喝咖啡，有几次我还在里面入住，也是物在情非。建筑虽还是那座建筑，但细节和感觉却不复当年，一踏上化纤地毯就令人扫兴。因为这种“老建筑”不只外观要给人以某种独特感，内部装修和陈设都要与其配套。每一座建筑物都和人一样，有自己的层次与个性，而化纤地毯马上降低了它的层次，破坏了它的个性。原先在里面居住活动的人，虽不 能说都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公主，睡在七层床垫上还能感到床板上有颗豌豆，但至少隔着鞋袜能感觉出混纺与纯毛的不同。细腻的感觉是文明的一个重要内涵，文明不能光剩下一个空壳。

　　今天，我们终()于懂得“革命”并不会增加社会财富，“剥夺剥削者”不过是通过暴力手段将财富的所有权转移，社会财富不会因“革命”增值。而恰恰是暴力革命者不珍惜爱护到手的财富，从项羽到洪秀全都把烧房毁书当作“推翻旧世界”。从历史上看，被革命者、被剥夺者却圾少在仓皇出逃时把自己的房子一把火烧掉，或许他们还幻想“变天”吧。但是，雨果的《九三年》中有这样的情节：一个贵族从革命者手里已经骑上马逃跑，回头一望，被愤怒的造反者点着火的谷仓里有个农民的小孩在挣扎，竟又返身回去救孩子再次被捕。这说明，有的贵族虽然失去了财富，但不会失去贵族的气度。其实，至少有部分“老建筑”是因贵族、被剥夺者、被革命者具有一定的文明气度才得以保存的。所以，每当我到上海进入这些“老建筑”，我会想当年究竟是谁建造的，是谁住在里面的？住在这样的建筑里，久而久之，是否不自觉地会被熏陶出一种雅量与气度呢？以暴力剥夺别人财富的革命者固然可敬，眼看着自己财富被别人剥夺而不加以毁坏的人也值得赞赏，因为有这样贵族气质的人，人类文明才得以传承下来。

　　只是，如今我再也找不到我的报晓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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